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,有一位作家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。
他就是汪曾祺。
他的文章读起来闲适幽默;而他的人生,却是更加诙谐有趣。
读者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很多人不知道他,但知道的都爱他。”
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:是一文狐,修炼成老精。
史航说:“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,但可爱成这样的,却不常见。”
是的,他贪吃,贪玩,是一位贪恋美好人世间的可爱老头。
今天,让我们一起重读汪曾祺,一起寻找那生活中失落已久的诗意与趣味。
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
汪曾祺是作家里有名的吃货。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导演陈晓卿先生说:
“拍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汪曾祺美食文化的影响。”
有读者说,肚子饿的时候,不敢读汪老的文章。
因为他在作品中总是尽现各式各样的美食:
萝卜、黄瓜、咸菜、鱼、豆腐、韭菜花、手把肉、昆明的米线、高邮的鸭蛋、北京的酱菜……
他的《端午的鸭蛋》,为家乡高邮的咸鸭蛋带货了十几年:“敲破鸭蛋一角,筷子头一扎,红油就吱——冒出来。”
看得口水都流了出来。
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,他的吃货本色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课余时间,他经常溜到街头小酒馆,点上一碟猪头肉和一壶美酒,美美地享用一番;
或者去集市的小摊边吃白斩鸡,还美其名曰“坐食凉鸡”。
失恋了,本来打算绝食祭奠爱情,睡了两天两夜之后,发现肚子太饿受不了。
好友朱德熙带着字典去看望他,于是两人到街上把字典卖了,换了两碗香喷喷的米线。
等吃完,失恋的痛苦已经一扫而光了。
有一次他去买牛肉,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中年妇女,那位妇女问卖牛肉的师傅:“牛肉要怎么做?”
他就很奇怪,问她:“你没有做过牛肉?”
中年妇女说:“没有。”
于是他非常热心地把她请到一边,讲了一通牛肉做法。
从清炖、红烧、咖喱牛肉,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、四川的水煮牛肉、干煸牛肉丝……
一样样全部讲了个遍!
年,汪曾祺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。
给妻子施松卿写信:
不知道为什么,女人都喜欢我,真是怪事。昨天董鼎山、曹又方还有《中报》的一个记者来吃饭。我给他们做了卤鸡蛋、拌芹菜、白菜丸子汤、水煮牛肉,水煮牛肉吃得他们赞不绝口,曹又方抱了我一下。
吃了他做的那么多美食,不喜欢他才是怪事!
他说写那么多好吃的,就是为了让人觉得:生活真好啊!
热爱食物的人,往往是热爱生活的人,正如他所言:万物有心,人间有味。
他可以从家常菜中吃出人间至味,再艰难的遭遇,在他笔下也变成了生活的佐料,最终变得有滋有味。
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
汪老的很多作品里,中都透露着“家”的影子。
作品里提到最多的是父亲,他曾说:“我想念我的父亲,我现在还常常在梦里梦见他,想念我的童年”。
他一生都在崇拜自己的父亲。
父亲多才多艺,会拳脚、爱音乐,会写字画画,还会做花灯和风筝,给他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。
他十七岁初恋,暑假在家里给心仪的女生写情书,父亲就在一旁瞎出主意。
后来汪曾祺学会了抽烟喝酒,父亲知道了,喝酒的时候,也会给他倒上一杯。
抽烟的时候抽出两根,父亲一根儿子一根,还总是先给儿子点上火。
父亲跟他说:“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
虽然生于动乱,3岁丧母,但是因为父亲和继母的呵护,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欢乐幸福中度过的。
有了原生家庭的榜样,汪老和孩子们的关系也很好。
他的儿子、女儿都叫他老头子,连孙辈也这样叫,而他总是听得乐呵乐呵的;
他觉得一个现代化的、充满人情味的家庭,必须做到“没大没小”。
妻子施松卿是他西南联大的同学。
毕业后,汪曾祺在联大学生办的中学当起了老师,认识了同为老师的施松卿,两人相恋相识。
虽然汪老很少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妻子,可是在作品外,他却与妻子恩爱了一辈子。
他们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,养育了三个儿女。
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,妻子一个人在北京拉扯三个幼小的孩子,让孩子们一个个健康成长。
在七十三岁生日的时候,他写道:“往事回思如细雨,旧书重读似春潮。白发无情侵老境,青灯有味忆儿时。”
无论是原生家庭,还是和妻子认真经营的家,汪曾祺的家庭,始终洋溢着爱和温暖,这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肆意洒脱。
你看汪曾祺吃吃喝喝,肆意人间,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一切都身不由己。
他也曾遭受过命运的蹉跎。
王小波说:“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,就是生活在了不理智的时代。”
年夏,38岁的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农村,进行劳动改造。
走之前,他留下纸条:“松卿,等我4年!”
那年,汪曾祺38岁,施松卿40岁。
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
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文革浩劫结束,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艰难生活。
一个文弱书生每天要扛多斤的粮食,还要砌猪圈、刨猪粪……别人都苦不堪言,汪曾祺却乐观得很。
旁人的悲观情绪没有影响到他,不自由的日子里,他除了看书,还下河摸鱼,用吃与玩打发时间。
他说:“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,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。”
接近不惑之年的汪曾祺展望前路,如雾里观河,模糊不定,却从未心灰意冷。
有次劳动的时候,他捡到一个大蘑菇,舍不得吃,等到过年回家时,给家人做了一道蘑菇汤,还感慨道:
“我当了一回右派,三生有幸,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”
后来文革来了,汪曾祺被发配到偏远的马铃薯研究站。早上起来,他到地里掐一把花、几只叶子,回到屋里,就开始对着实物画“马铃薯图谱”。
在旁人看来枯燥的生活,他总能想办法找到乐子。
改造期间,他让妻子寄的最多的就是稿纸和毛笔,而且毛笔还得是汪曾祺点名要的那种鸡豪毛笔。
在浩劫岁月里还能有这种闲情逸致,汪曾祺怕是空前绝后第一人。
女儿汪朗说:“爸爸的脑子,似乎特别不愿意记住那些悲苦的东西,更不愿意将它们诉诸文字。”
汪曾祺其实写过不少反思的小说,但都是淡淡的,有一种温润含蓄的笑意。
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他都如水般温和,甚少悲观处世。他说自己的性格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。
有人曾问汪曾祺:“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?”
他回答:“随遇而安。”
没有生活的积淀和反复磨炼的实力,文字就只能是段子,而不能称其为文章。
这道理不仅适用于写文章,生活亦是如此。看了汪曾祺明白到,人活得通透,才能体会生活的乐趣。
年5月16日,汪曾祺想喝口茶水,医生不让,他就“撒娇”:“皇恩浩荡,赏我一口喝吧。”
医生勉强同意沾沾嘴唇后,他对小女儿说“给我来一杯,碧绿!透亮!的龙井!”但龙井还未端来,他已离开。
汪曾祺的恩师沈从文临终时说:“对这个世界,我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我想汪曾祺想说的话,可能都已经写在了中华大地上那些大街小巷的吃食里,都已经藏在了俗世人家们日日升起的炊烟里了。
汪曾祺的一生所经历了中国近代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,即使身处逆境,也心境释然,这缘于他心境的淡泊,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通脱。在他看来,今天写过去的事,需要经过反复沉淀,除净火气,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。
汪曾祺的散文离生活的真实面目很近,因此真心爱读,原来文字是能这样和生命接近,虽涉及了一些苦难,但并无过多的伤痕与批判,更多的是宣扬困顿中的随遇而安,及人性苏醒后的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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