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张国英小时候，从我有记忆的时候算起吧，和我家来来往往的亲戚有很多。其中有我父亲这边的，也有我母亲这边的。我母亲的亲戚和家人——我姥姥姥爷，三个舅舅及家人，我表妗子一家，还有我远在山里的姨妈（不是我姥姥亲生的，是我姥姥奶养过的），应该是屈指可数，不用费啥心思就弄得清楚的。对于我父亲家，打一出生起就在一起的有大娘、二大娘、三大娘和三大爷。我们这四户人家的房子，都位于村东头，而且紧紧相靠。我家是里外院，里面大院特别大，我觉得至少有两亩地大。里面除了房子，还有我爷爷奶奶种的参天大柏树和几棵品种不同的大杏树（这些树后来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）。从这个大院西北角的一处较高的土台阶跳下去，就是我二大娘家的大院。我家的外院不算大，东面和北面都是房子，西面的小墙隔出去一个厕所。从这个小院的石头门出去，是我玉珍姑姑家的里院儿。后来我听我妈说，这院子原本是我家的，后来被充公，重新分配给了她家。听了这话，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：鬼才知道如何在这种情况下，两家人还能相处那么好！我玉珍姑姑小院子的顶头，有一道砖石砌出来的小门，出了这道门，是她家的外院，院子尽头的东北角上有一个既高又宽的石头大门。从这道门出去，是一个高高的石头台阶，台阶面对着一个长长的巷子。走下台阶，巷子里紧靠台阶的第一家是我大娘家，高门阔院，院子里有很多树。从我家出来，进入我玉珍姑姑的院子，再从我玉珍姑姑家院子出来，经过我大娘家大门口的巷子……这条是我小时候走得最多的，因为这三个大娘中，和我家走动最多的就是这个大娘家。再说，我家的院子和我大娘家是紧挨着的。况且我们要去到街上，也必须走这条路。那个时候，我父亲在外地上班，我大哥17岁就在外地工作了，后来我姐也出去工作了，家里就剩我妈、我二哥、我三个人。听说我妈和我爸打小就在大同生活，六二年闹饥荒的时候我妈带着孩子们又回到村里。我二大爷家是富农，我三大爷家是地主，我大娘家和我家是中农。这样的成分，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。记得村里每次分粮分菜，我家都会被排得很晚。大秋天，我二哥陪着我妈一起排队等到后半夜或者五明头，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把东西用筐子扁担抬回家。我妈他们去地里分东西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带着我。要是觉得等的时间会很长，就把我送到我大娘家里去。记忆中有一次，我妈和我二哥傍晚时出去分东西，出去前安顿我睡觉，吩咐我自己在家里好生等着，说是很快就会回来。大半夜，我睡醒爬起来，早把我妈的话忘得一干二净，只是觉得黑漆漆的屋子里空无一人，喊了几声妈没人应，便吓得大哭。随后，一个人下了炕，趿拉了鞋子就出门。临了还怕感冒，一把抓了枕巾蒙在脑袋上，提提塔塔自己就去了我大娘家，这下你该知道我对这条路有多么熟悉了吧！我使劲拍打我大娘家的大门，并大喊大叫，我大娘把我带回去，一边低声唠叨抱怨着我那“万恶”的母亲，一边又安顿我睡好。我不知道我妈和我二哥是什么时间回去的，只知道我妈回去后不见了我，便猜着了我的去处，就急匆匆赶过去了。我还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我大娘和我妈窃窃私语，我大娘一个劲儿地埋怨我妈，大意是既然晚上出去，怎么不事先把孩子送过来。说你看看这么点儿孩子，你也不怕吓着她。我听到我妈内疚地说：原本以为一会儿就分好了，谁知道他们欺负我们女人孩子，先给那些身强力壮的分，硬是给我们挤到了后半夜。然后，两个孤苦伶仃的女人便又一次把相关村干部骂上几句。那时候，我大概5岁，我二哥比我大3岁。这条巷子里还有另外两户人家，从外面看也是高门大户。这两户人家，一户住着当时村里的村支书一家，另一户是一个时不时上我大娘家解闷蹭饭的鳏寡孤独的拐老头，村里人都叫他“老拐仓”。我玉珍姑姑外院顶头的西北角，是一个大石块垒就的高台，上了高台，是一个很大的后院儿，那时候这个后院里挖了一个厕所，院子里味道颇为奇怪。从后院西侧小耳门进去，是一个大的四合院，里面的屋子，被几户人家分住了。这四合院的大门在西边，是木头做的，相当气派。门顶的大木头支成不规则的形状，门楹很粗，上面雕刻的楹联依稀可见。大门外是一条很宽的巷子，巷子顶头最北边那户人家，是我三大爷一家。我三大爷家的院子，是这片儿所有院子里最讲究的：院墙上的琉璃瓦五光十色，流光溢彩；木质大门很高很宽，上面雕刻着飞龙走兽；大门里有一个石头照壁，同样雕龙画凤，气场十足。院子是里外院，全部用青砖铺设；房子是木头的，底部的基础很高，屋顶上有飞檐。这条巷子里，和我三大爷家并排着的还有几个院子。最南边那家，对他家的男主人，我没有一点印象。不过他家女主人和她的3个女儿，我可是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她是我母亲的“相好”，她家的3个女儿和我家的两个女儿，那时候既是玩伴，又是两家女儿们“打架斗殴”的对象。她家那三个，好叽叽喳喳，却不善战，属于我姐一个就可以把三个打得哭着鼻子上我家找我妈告状，并且“讹”上我妈，说要常年住在我家，让我妈给“吃白面”的那种。我姐打架，手脚敏捷，勇猛善战。这种“一对三”的“战争”上演得如此频繁，以至于我姐经常受到我妈的惩罚。我妈的惩罚很特别，那就是——不给吃饭。我妈从锅里把搓得细丝丝、白淋淋的高粱面鱼鱼端出来，桌子上摆好炒土豆酸菜、蒜泥茄子、醋拌水萝卜丝儿，还有我妈自个儿腌的酱萝卜......我们在屋里吃，不让我姐进去。我妈说，你不是会打架吗？打架打得好能当饭吃吗？我姐哪里会那么老实呢？她坐在屋外高高的石头台阶上大声喊：“二国英英（我姐给我起的小名），给姐调上一碗鱼鱼。”我就特意找上大大一个碗，放上鱼鱼和各类调和，还要拌匀了，然后给她送出去。我姐吃上两口，还觉得味道不称她的口，然后又大喊：“二国英英，给姐加点醋。”“二国英英，再给姐加点儿酱菜。”我姐吃饱了，就举着碗又喊：“二国英英，给姐倒碗水。”吃饱喝足了，我姐把碗给我手里一塞，一溜烟儿又跑出去疯去了。再往后，我姐“受罚”的时候，索性跳将起来，用两个手肘搁在宽宽的窗户台上，双脚腾空，灵活的小身条垂悬下去……然后，就这样隔着玻璃窗亲自“指挥”：“放点鱼鱼”“搁点醋”“哎呀不行不行，酸菜放少了”……这种戏剧性画面经常上演，我姐和我妈都是演员，我和我二哥是看戏的。我不止看戏，我还心甘情愿为我姐端水送饭，因为我姐和她们干仗，有不少次是因为我——他们家老三和我年龄相仿（五六岁），她们家老二也就比我大一两岁。我们有纠纷的时候，我姐就会保护我，怕我“吃亏”。不过，我姐在家上学的那会儿，我还真是从来也没有吃过亏。每次“战斗”，我都没有亲自上过阵。我姐手脚相当麻利，三下五除二，就能把那些“对手”打败。我的角色是观战者，再说我那会儿还小，也没法儿参战。在我记忆中，这闹剧经常上演，直到我姐13岁。我姐13岁那年，县剧团来村里唱戏，相中了我姐，就把我姐也给带走了。我爸心里不忍，不过他还是说，看这年头实在也念不成个书，与其在家淘气，还不如出去学点艺，好歹有个职业，总比当农民强。我姐走后，我不习惯了好一阵子。一切都跟从前不一样了：出去玩没人带了，打架得亲自上阵了，没有人再甜甜地喊“二国英英”了……印象里有一次，我一个人出去玩，遇上一个大我三两岁，比我高出至少一头的女孩。我和她站在一起，只够得着她的胸脯。不记得什么原因，她在我肩膀和背上捣捶了好几下，好像还踢了我腿。我竟然狗咬刺猬无从下手，不晓得怎么对付她。那小女孩后来居然一把把我推倒在地。我急了，翻身爬起来，又跳将起来，张开手在空中瞎抓了一把，结果歪打正着，把那小玩伴的牙床给抓破，还出了点儿血。这血被两家大人当作是我的“罪证”，我妈又如法炮制了当年对付我姐的那一套。我性格比较拗，大概是属于吃软不吃硬的那种，便顺势而为，拒不吃饭。我妈没台阶下，只好偷偷让我二哥去央求我。后来，他们再也不敢饿我饭，倒是我动不动就跟我妈赌气绝食。那时候，梦里全是我姐：我姐带我玩，我姐又被我妈罚了，这次她还挨揍了，我哭得好恓惶，我姐回来了，带回来好吃的……梦里的某些情景，一个月会有一两次成真。因为我姐一个月会回家来一次，多的时候会有两次。我爸因为不放心，在工作之余对我姐进行了长期的跟踪。除此之外，每次我姐回家，我爸也会回家，和我一起去那条长满野花野草的林间小路上接她……每次都是我们俩！我姐回家，我觉得比过大年还高兴，早早地就和我爸在小路口上守株待兔似的等待着我心目中的这位“常胜将军”。我姐看见我们，高兴极了，大老远就张开俩胳膊，大声喊“二国英英”，然后我就飞跑过去，和我姐来个大大的拥抱。经常地，我姐胳膊上会挎个大提包，或者肩膀上背个自制水果袋——就是把水果装在上衣的袖筒或者裤子的裤腿里，然后把口子扎紧，里面装上下乡演出时老乡给的果子……我这是讲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对了，我是说，我三大爷家那条巷子里那户有3个女儿的人家，离他家大门南边不远处，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台阶。拾级而下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——也就是说，这个高高的台阶，就是这条巷子通向这条路的桥梁。沿着这条路再往北走几百米，就是“老拐仓”家，“老拐仓”家，是和我大娘家在一个巷子里的。其实，我的方向感很差，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。要不是这块地方在我脑子里绘了地图，我怕是连这点三脚猫的功夫都没有。我家，我大娘家，我二大娘家，还有我三大爷家，都是有牵连的。我大娘家，我家，我二大娘家，从南向北连在一起；而我二大娘家和我三大娘家，又是从东向西连在一起，四户人家形成一条九十度折线，我二大娘家，就是这条折线的顶点。我小时候，去三个大娘家相当方便，就像在一个院子里一样——我也不用饶舌了，其实这三户原本就属于一个大户人家。后来，在我们搬离老家十多年之后，我才从我妈那里听说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，解放前全是张家的。（图片来自网络）作者简介：张国英，女，年9月生。天津城建大学环境工程学士，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，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。现为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文化，浙商和晋商文化以及3E系统可持续发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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